中国电影正处在黄金发展期

中国电影正处在黄金发展期

遇见艾德礼时，我并不知道他就是《亚洲电影资讯》的首席影评人。在一个熙熙攘攘的酒会上，穿着朴素的他正躲在一个角落里默默地喝着橙汁。有意无意中搭话，谈起今年参加电影节的华语片，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。关注亚洲电影四十余年的艾德礼中文好得惊人，连复杂深奥的电影术语都说得很溜。即便是这样，他还是谦虚地称自己为“三脚猫”，“没有系统上过中文课，都是看电影和工作的时候顺便学的”。作为上海、东京和釜山的常客，他早已将推广亚洲电影视作自己最重要的工作。“我相当看好华语片，它的发展很迅猛，成绩也很喜人”，艾德礼对于中国电影出奇的乐观引起了我的兴趣。当我问及他能否在电影节抽出时间，更深入地谈谈自己的看法，这位日程繁忙却始终精力旺盛的资深影评人一口答应了。　　关于影评人工作：“我只看亚洲电影”　　《21世纪》：今年参加柏林的三部华语片你最喜欢哪部？能否给我们简单地分别评价一下。　　艾德礼：我最喜欢《推拿》，这是一部野心很大的作品，当然它和娄烨的其他片子一样，是一部很“难看”的电影，需要观众沉浸进去，才能感受到它的好。但是娄烨在这方面做得不错，他没有把故事集中在某一个主人公身上，而是创造了一幅盲人按摩师的群像。这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项工作，娄烨知道怎么创造自己的世界。　　《白日焰火》也不错，艺术感更强，一改刁亦男前作《夜车》的做作风格，有让我眼前一亮的感觉。这部电影的剧本相对较弱，没有很好地表达演员的个性，但摄影把气氛掌控得很好，弥补了这一缺点。这两部电影最终在柏林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，特别是《白日焰火》还成功收获双熊，实在是一件很令人高兴的事情。《无人区》是黑色电影，很讨好西方观众。但是它经过了四年的审查，蛰伏得太久，此间观众的胃口被吊得很高，高到电影一下子不能满足所有的期待。如果放到四年前，它可能会收到更好的口碑。电影的前半段铺垫刻画得很棒，但是后半段太过倚重巧合，不太能让人信服，更别说最后画蛇添足的结尾了。　　《21世纪》：你今年在柏林遇见桂纶镁了吗？你们2011年时一起担任了上海国际电影节“亚洲新人奖”的评委工作，应该算是老朋友了。　　艾德礼：是的，我碰见她了。她很好奇问我《白日焰火》的看法，我告诉她，我挺喜欢她在电影中的表演，但是对白太少了，如果再加以琢磨，她的个性可以更显出来一点。总体来说，她是一个很聪明很冷静的演员，知道自己要什么，也会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发展方向选择接拍个性浓郁的电影。　　《21世纪》：你在电影节上需要看很多片吗？你主要的工作集中在哪方面？　　艾德礼：我三十多年前就开始参加电影节，慢慢地集中调整了自己的兴趣和重点。现在我的关注对象是亚洲电影，所以像比如在柏林，我只看亚洲电影，基本上是中、日、韩的新片，有时还有越南、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的作品。我和大部分记者朋友一样，通过观看媒体放映了解今年参展和参赛的影片，不过同样关注电影市场的放映。电影市场的选择往往更多元，层次也更丰富。今年我在柏林一共看了40多部片子，然后选择比较有想法的撰写影评。　　关于柏林电影节：“它正在失去自己的野性”　　《21世纪》：能谈谈你对柏林电影节的印象吗？　　艾德礼：柏林电影节没有其他的问题，组织、设备等硬件很好，在欧洲三大电影节中都可以算是数一数二的。它唯一的问题就是选片。柏林电影节设立当初是一个非常疯狂的电影盛宴，它秉持政治自由态度，注重艺术的多元性。它最初设立“金/银熊奖”也是希望这个电影节可以像熊一样凶猛。然而我认为这个原本丰富的电影节正在越来越趋向保守，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电影节本身没有血液的更新换代。电影节需要新生的力量，但现实却是，柏林的选片人们为这个电影节工作了太长时间，其中主选片人已经工作了十三年，他们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，没有什么新的想法了。我个人认为，一个选片人不应该在一个电影节呆超过五年的时间。前几天我和他们的工作人员聊天，他抱怨说现在不知道去哪里才能看到让人眼前一亮的电影。我对他说，那是因为你们没有找对地方，亚洲的好电影多的是，可今年“全景展映”单元只有一部中国内地的电影(周豪《夜》)，这实在太不可思议了。我参加柏林电影节25年了，很负责任地说，柏林正在失去自己的野性。　　《21世纪》：现在欧洲观众对中国电影很感兴趣，但他们看完一部中国电影之后首先问的问题却是：你这部电影通过审查了吗？他们对政治性的好奇心似乎比对电影本身更大。你认为现在的外国观众真的了解中国电影吗？　　艾德礼：不得不说，海外观众受到西方报纸的影响太深，以至于扭曲了他们对于第三世界特别是中国的认识。那些报道本身就是不同意识形态的产物，而西方观众却始终认为他们是完全正确客观的，很多没有去过亚洲的人就会通过文字，把它想象成一个悲惨世界。另外，我们也不能忽视柏林电影节对政治的迷恋，这和欧洲自大的心态、西方没落的现状掺杂在一起，造成非常不好的结果。一些影评人对某些电影的解读也很可笑，我和他们说“有时，一支雪茄就是一支雪茄”(“Sometimes a cigar is just a cigar”注：英国俗谚，意为“所见即事实，没有过多可供阐释的寓意”)。不过，好在我的观察告诉我，中国电影正处在它的黄金发展时期，它有足够的力量来抵御外界对它的诟病，票房的兴旺，演员、电影工作者乃至整个市场都在不断地成熟。　　关于中国电影：“乐观不是我一个人的”　　《21世纪》：你对中国电影的发展似乎非常乐观，你的这一判断是否被你的同行普遍接受？　　艾德礼：这种乐观是行业内普遍共享的观点，我给《亚洲电影资讯》写稿那么多年，杂志的同仁大多也都同意我的看法，并且为中国电影，特别是内地电影每一年取得的发展而感到欢欣鼓舞。　　《21世纪》：也许正是这样，越来越多的香港影人也会选择克服种种困难北上拍片。　　艾德礼：其实大多数香港导演的内心是不想去内地拍片的，因为内地和香港电影的传统不甚相同，在拍片方式、文化、语言上都有体现。但是香港电影现在遇到了瓶颈，“北上”不啻是脱离困境的一个好选择，而内地方面，对新的技术又特别渴望，特别是动作片，怎么拍全景大场面，香港人很有一套。这种一供一求的局面，促成了很多两地的合作。　　《21世纪》：在你看来香港电影近年来主要遇到了哪些瓶颈？　　艾德礼：香港电影最大问题是它始终没有推陈出新，从演员明星这一方面就能看出问题。我最早接触亚洲电影是在70年代，那时香港电影出了好多红极一时的作品。到了80、90年代，也几乎每个月都有一个新人的名字被捧出来，迅速上位，引领潮流。当时这批成名的人，到现在几乎还是电影圈的中流砥柱，比如梁家辉、任达华、刘德华。再后来有了陈奕迅、张家辉、郑伊健等等，但是惹眼程度和前一批不能同日而语。而现在，似乎我也没有后备军能够补上这个缺口。以前香港电影往往能出一些激动人心的作品，这样的盛况更不复存在。如今的港产电影只是在重复三十年前的自己，香港电影人也出现了集体怀旧的情绪。　　《21世纪》：今年陈果的《那夜凌晨，我坐上了旺角开往大埔的红van》代表香港电影登上柏林的大银幕，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自己还没有准备好拍合拍片。你怎么看他的这种态度？　　艾德礼：陈果是一个很真诚的影人，他的这部片也的确带来了一种很新颖的空气。《那夜凌晨》表面是一个“笨蛋喜剧”，里面却很有内容，包括电影艺术层面的，也包括社会政治层面的。它像是陈果对香港电影的悼文，因为导演心里很清楚，港片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。如果把《那夜凌晨》和最近的《金鸡3》比较的话，就会发现前者尊重现实的态度，虽然电影用的是超现实杂糅手法，却恰当地反映了如今港人的心态与精神面貌。《金鸡3》里充满了乐观，不过我们心里都清楚，这种乐观是虚假的。反观内地的华语电影，十五年前缺失的明星机制正在逐步建立，也培养了一批固定的观众群，这一切都是非常良好的信号。　　《21世纪》：最近《爸爸去哪儿大电影》引起了很多人的讨论。这部综艺电影春节七天档票房超过4亿，一下子就打破了《私人定订制》等片的纪录。有人认为这不是一部电影，不应该放到电影院里，有人则持有相对宽容的态度。你怎么看这个问题？　　艾德礼：为什么不能在电影院里放《爸爸去哪儿》？我认为现在没有所谓的真正的电影，因为承载电影的媒介早就已经消失，被全盘数码化了。在我小的时候，只有用35mm胶片拍摄的才是电影。每次去电影院，都是一项重大活动。菲林采用植物染色技术，光透过胶片呈现在银幕上，简直就像魔术一样神奇。但我们不能否认，这已经成为了过去。如今的现状是，拍电影已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回事，数码时代的来临让摄影不再是一项技术活，电影制作反而更倚重后期，今年柏林电影节上有95%的电影使用的都是数码拷贝放映。所以，如果光从技术的角度来看，电影院也不再是什么神圣的场所，一部在DVD机上播放的电影，和一部在电影院里播放的电影没有实质的差别，只不过后者的屏幕更大一些而已。年轻一代的观众从小就是看着数码电影长大的，他们其实也无所谓自己看到的是什么，而我也不认为这是什么不好的现象，你永远不能抵抗技术进步给电影工业带来的影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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